四十多年前，我住在辽宁阜新矿区的自建房里。那时，家家户户都围着泥砌的大院子，院墙不高。一排排瓦房连成片，各家的院门总敞着，墙角堆着煤块。孩子们一放学，挎着洗得发白的书包就涌进胡同，弹玻璃球、跳皮筋、追着跑闹，喊叫声、笑声裹着煤尘飞扬，远在胡同口都能听见，仿佛整个矿区都活了过来。
春天里，妈妈总喜欢和邻居家的婶子们一起做酱。她们先把晒得发硬的酱块掰成小块，装进大酱缸里，再撒上适量的盐，然后盖上一层苫布防苍蝇，最后压上一块厚实的木板。天气晴好、阳光充足时，妈妈就会揭开木板，让温暖的阳光直射酱缸。酱缸里的酱料慢慢发酵，渐渐飘出一股豆酱独有的香味，引得院子里的空气都变得芬芳起来。每天早晚，妈妈都会用木柄酱耙子在缸里来回翻动，确保酱料均匀发酵，盐分也渗透得刚刚好。婶子们围在酱缸旁，一边看妈妈忙活，一边闲聊家常，时不时拿起小勺蘸一点生酱抿一口，咂咂嘴说：“你家这酱味儿正！等发酵好了，可得让娃给我家端一碗。”妈妈总是爽快地答应：“那还用说，到时候让孩子给你家端过去。”就这样，一缸酱不光是家里的餐桌美味，更是串起邻里间的情谊纽带。
转眼到了冬天杀年猪，那可真是全胡同的盛事。还没天亮，爸爸和叔叔们就忙着抓猪，猪的尖叫声能把半条胡同的人都惊醒。大家一起动手，烧水褪毛，忙活了大半天，直到把猪肉切成一块块的，妈妈和阿姨们才钻进厨房里，熬制喷香的杀猪菜。秋天腌好的酸菜从缸里捞出来，切成细丝，和新鲜的五花肉、血肠一起放进大铁锅里炖。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血肠飘着诱人的香味，酸菜炖得软烂入味，整个院子都弥漫着浓浓的肉香。菜一做好，妈妈就会把要好的邻居家的叔叔阿姨们请到家里吃一顿。席间，妈妈会用粗瓷大碗盛上血肠和五花肉，塞到姐姐手里：“快给张大爷、李奶奶各家送一碗，刚出锅的，让他们趁热吃！”姐姐们端着碗穿过敞开的院门，肉香跟着脚步声在胡同里飘了一路。姐姐们回来时，兜里总会装着邻居回赠的糖块，分给我一颗，那甜蜜的滋味让我咧着嘴笑个不停。
那时候，面粉是定量供应的珍贵物，只在逢年过节时，妈妈才会动手包饺子。万一平时想包一锅酸菜油梭子饺子，她准会多包一些。煮好后，让哥哥姐姐们端着去邻居家，说：“快尝尝咱家用油梭子拌的馅儿，香着呢。”邻居们从不客气，下次他们包了白菜粉条馅的饺子，也会给我们家送过来。张奶奶接过碗，夹起一个放进嘴里，笑着把碗往院子里的娃们跟前推：“你们吃，这馅儿可香了！”李大爷也夹了两个慢慢品着，便招呼孩子们围过来分着吃。一碗热腾腾的水饺，老人们舍不得多吃，留着给孩子解馋，暖的是邻里的心，藏的是实打实的疼惜。
孩子们玩耍时，从来不分彼此家门。有一次，我和邻居家的小柱子玩捉迷藏，玩着玩着眼皮就沉了，不知不觉趴在张奶奶家的炕头上睡着了。醒来时，张奶奶正用蒲扇轻轻为我扇风，见我睁眼，便摸了摸我的头说：“你 妈刚才来过，看你睡得香，就让你在这儿吃晚饭。”那天，我吃了一碗张奶奶蒸的鸡蛋糕，撒了点葱花，滑溜溜的像豆腐一样，比妈妈做的还香，那种口感让我至今难忘。
当然，也有一些让人揪心的事。记得有一年冬天，我二姐和刘家二姐去西铁合作社买东西，回来的路上钻火车时出了意外，刘家二姐的右胳膊被轧成粉碎性骨折，最终不得不截肢。那天晚上，胡同里的灯都亮了起来，邻居们拿着手电筒，跟着刘家叔叔阿姨一起赶往医院。之后的日子，妈妈每天去医院帮忙照顾，张奶奶天天熬好鸡汤，让小柱子送过去；李叔叔则悄悄塞给刘家爸爸两块钱，说：“给孩子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。”那段时间，刘家的院子里总有人进进出出，大家都想尽办法帮忙，彼此的关照让这个胡同大家庭更紧密地拧在了一起。
如今，棚户区改造后，我们都搬进了高楼大厦。关上门，便成了各自的小世界。对门邻居住了十几年，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；楼道里偶遇，大家都低头刷着手机，连个招呼都懒得打。有时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给女儿儿子讲起小时候的胡同生活，说那时的邻居们就像一家人，有事互相搭把手，没事就串串门，要是口渴了，根本不用敲门，直接推开邻居家的院门就找水喝。他们听着，总觉得像听神话故事，笑着问我：“爸，现在对门住的人您都不认识，要是家里有事，会有人来帮忙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竟然答不上来。是啊，现代的生活里，关上门就隔绝了一切。别说搭把手了，就算听到邻居吵架，也没人会敲门劝和；偶尔在楼梯上擦肩而过，也只是象征性点点头，连句寒暄都没有。那些年，家里来客人缺了茶叶，就去邻居家捏一撮；做饭缺酱油或醋，端着碗、拿个缸子就能借到。而现在，再看看这紧闭的防盗门、沉默的楼道，心里总是空落落的。但那些热乎乎的日子，那些亲如一家的邻里之情，早已经刻在我的骨子里，永远忘不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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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多年前，我住在辽宁阜新矿区的自建房里。那时，家家户户都围着泥砌的大院子，院墙不高。一排排瓦房连成片，各家的院门总敞着，墙角堆着煤块。孩子们一放学，挎着洗得发白的书包就涌进胡同，弹玻璃球、跳皮筋、追着跑闹，喊叫声、笑声裹着煤尘飞扬，远在胡同口都能听见，仿佛整个矿区都活了过来。
春天里，妈妈总喜欢和邻居家的婶子们一起做酱。她们先把晒得发硬的酱块掰成小块，装进大酱缸里，再撒上适量的盐，然后盖上一层苫布防苍蝇，最后压上一块厚实的木板。天气晴好、阳光充足时，妈妈就会揭开木板，让温暖的阳光直射酱缸。酱缸里的酱料慢慢发酵，渐渐飘出一股豆酱独有的香味，引得院子里的空气都变得芬芳起来。每天早晚，妈妈都会用木柄酱耙子在缸里来回翻动，确保酱料均匀发酵，盐分也渗透得刚刚好。婶子们围在酱缸旁，一边看妈妈忙活，一边闲聊家常，时不时拿起小勺蘸一点生酱抿一口，咂咂嘴说：“你家这酱味儿正！等发酵好了，可得让娃给我家端一碗。”妈妈总是爽快地答应：“那还用说，到时候让孩子给你家端过去。”就这样，一缸酱不光是家里的餐桌美味，更是串起邻里间的情谊纽带。
转眼到了冬天杀年猪，那可真是全胡同的盛事。还没天亮，爸爸和叔叔们就忙着抓猪，猪的尖叫声能把半条胡同的人都惊醒。大家一起动手，烧水褪毛，忙活了大半天，直到把猪肉切成一块块的，妈妈和阿姨们才钻进厨房里，熬制喷香的杀猪菜。秋天腌好的酸菜从缸里捞出来，切成细丝，和新鲜的五花肉、血肠一起放进大铁锅里炖。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血肠飘着诱人的香味，酸菜炖得软烂入味，整个院子都弥漫着浓浓的肉香。菜一做好，妈妈就会把要好的邻居家的叔叔阿姨们请到家里吃一顿。席间，妈妈会用粗瓷大碗盛上血肠和五花肉，塞到姐姐手里：“快给张大爷、李奶奶各家送一碗，刚出锅的，让他们趁热吃！”姐姐们端着碗穿过敞开的院门，肉香跟着脚步声在胡同里飘了一路。姐姐们回来时，兜里总会装着邻居回赠的糖块，分给我一颗，那甜蜜的滋味让我咧着嘴笑个不停。
那时候，面粉是定量供应的珍贵物，只在逢年过节时，妈妈才会动手包饺子。万一平时想包一锅酸菜油梭子饺子，她准会多包一些。煮好后，让哥哥姐姐们端着去邻居家，说：“快尝尝咱家用油梭子拌的馅儿，香着呢。”邻居们从不客气，下次他们包了白菜粉条馅的饺子，也会给我们家送过来。张奶奶接过碗，夹起一个放进嘴里，笑着把碗往院子里的娃们跟前推：“你们吃，这馅儿可香了！”李大爷也夹了两个慢慢品着，便招呼孩子们围过来分着吃。一碗热腾腾的水饺，老人们舍不得多吃，留着给孩子解馋，暖的是邻里的心，藏的是实打实的疼惜。
孩子们玩耍时，从来不分彼此家门。有一次，我和邻居家的小柱子玩捉迷藏，玩着玩着眼皮就沉了，不知不觉趴在张奶奶家的炕头上睡着了。醒来时，张奶奶正用蒲扇轻轻为我扇风，见我睁眼，便摸了摸我的头说：“你 妈刚才来过，看你睡得香，就让你在这儿吃晚饭。”那天，我吃了一碗张奶奶蒸的鸡蛋糕，撒了点葱花，滑溜溜的像豆腐一样，比妈妈做的还香，那种口感让我至今难忘。
当然，也有一些让人揪心的事。记得有一年冬天，我二姐和刘家二姐去西铁合作社买东西，回来的路上钻火车时出了意外，刘家二姐的右胳膊被轧成粉碎性骨折，最终不得不截肢。那天晚上，胡同里的灯都亮了起来，邻居们拿着手电筒，跟着刘家叔叔阿姨一起赶往医院。之后的日子，妈妈每天去医院帮忙照顾，张奶奶天天熬好鸡汤，让小柱子送过去；李叔叔则悄悄塞给刘家爸爸两块钱，说：“给孩子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。”那段时间，刘家的院子里总有人进进出出，大家都想尽办法帮忙，彼此的关照让这个胡同大家庭更紧密地拧在了一起。
如今，棚户区改造后，我们都搬进了高楼大厦。关上门，便成了各自的小世界。对门邻居住了十几年，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；楼道里偶遇，大家都低头刷着手机，连个招呼都懒得打。有时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给女儿儿子讲起小时候的胡同生活，说那时的邻居们就像一家人，有事互相搭把手，没事就串串门，要是口渴了，根本不用敲门，直接推开邻居家的院门就找水喝。他们听着，总觉得像听神话故事，笑着问我：“爸，现在对门住的人您都不认识，要是家里有事，会有人来帮忙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竟然答不上来。是啊，现代的生活里，关上门就隔绝了一切。别说搭把手了，就算听到邻居吵架，也没人会敲门劝和；偶尔在楼梯上擦肩而过，也只是象征性点点头，连句寒暄都没有。那些年，家里来客人缺了茶叶，就去邻居家捏一撮；做饭缺酱油或醋，端着碗、拿个缸子就能借到。而现在，再看看这紧闭的防盗门、沉默的楼道，心里总是空落落的。但那些热乎乎的日子，那些亲如一家的邻里之情，早已经刻在我的骨子里，永远忘不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