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拉斯诺夫教授检查了我的眼底后，开始做会诊的结论。房间里有许多大夫和护士都默不作声，只有老教授一个人在说话。他那音乐般的语调，比平时更加亲切、温和，而且还十分委婉，好像是对坐在他面前的年轻的中国人抱着无限歉意似的。不等翻译，我已经从周围严肃的气氛中，预感到这就是对我眼睛的最后判决。显然，教授是用分散做结论的方式，来减轻他的科学诊断可能给病人带来的刺激。
在结束了关于病情的两点结论之后，他停顿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没有必要再留在苏联了，我们能够做的都已经尽量做了。你应当考虑你今后的工作，需要换一个适合你现在情况的职业。比如说，在苏联有许多眼睛不好的人，然而他们却是出色的音乐家、作曲家，还有法律学家、历史学家、作家等等。我们希望你能找到继续工作下去的办法。”
他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右手，温暖的手掌传递着那用话语无法表达的情感。是同情？是安慰？不！这是信任，是鼓励！
猛地提到转业，使我感到一阵迷惘。突然，我仿佛觉察到全屋的人都在注视着我的表情。这时，我想到他们苏联有保尔-柯察金，有“真正的人”……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在询问过有关我的病情后，我深深地向他们道谢，然后和老教授握别。老教授把我送到房门口，从告别声中，流露出他对我的放心。
这以后，我坐在窗前静静地沉思。我知道，在*的苏联，盲人是幸福的，他们和明眼人一样有工作、学习和休息的权利。经过几天的考虑，我决心请求留在莫斯科学习，准备忍受一段时间的孤寂，用五年到七年的时间上盲童学校学会俄文，然后再去上大学。我利用一本厚书，写一行掩一行地向国内的同志报告了我的近况和留苏学习的决心。大使馆的同志很同情我的遭遇，答应为我尽量帮忙。此时的我，简直像一个将赴战场的新兵，等待着开拔的号令。
等待期间，我每天都收听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和日语广播，也收听全欧洲所有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。尽管我不知道每个电台的波长，但从音乐的民族风格上，我已能区别出它们的国籍，常常很容易地按时找到自己要听的电台。到11月了，莫斯科下过三次大雪，白天室外温度已是零下20度。我和病友饶正锡同志常踏着积雪作漫长的散步。这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，我只穿一件厚呢大衣和一件毛衣，比在北京穿的还要少。散步回来，要过十几分钟，等全身恢复热气后，才脱下大衣。我发现，人总是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。
组织上替我从各方面作了周密的考虑后，没有同意我上莫斯科盲童学校学习的要求。但消息不知怎么却传到了盲童学校，他们欢迎我去参观。
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，负责招待的波波夫同志——一个强壮、快活，长着一对黑眼睛、会说中国话的小伙子，兴致勃勃地领我和饶正锡同志去盲童学校，因为他也是头一次去参观这种特殊学校。汽车经过普希金广场，从大街转进小巷，来到学校门前。和其他高楼大厦比起来，学校是一所不大的建筑物，式样也有些古老。据说，著名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曾在这里毕业并任教。
进门后，下了几级台阶，一位年老的看门人向我问好，并帮我脱下大衣。我们上楼，拐弯抹角地走进校长办公室。校长是一位明眼的中年妇女，他热情地接待我们，告诉我们学校里共有一百多个学生，每天早晚，孩子们由家长送接；只有二十来个卫国战争时期的孤儿和远处的孩子住在校内，由保姆照看。盲童学校和苏联普通七年制学校一样，讲授同样的课程。许多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都来给盲童们义务讲课，有二百多人为这些幸福的盲童服务。盲童毕业后，还可以上明眼人的高等学校去继续深造。
但可惜那天是星期日，看不到盲童们的活动。而那时我对盲人生活和盲人教育一无所知，提不出什么问题来请教，于是只要求“看看”盲字。波波夫同志告诉我，有位两次荣获红旗奖章的盲人女教师，知道我想来盲童学校学习的消息后，自告奋勇，愿意交我俄文。
这时，门外响起脚步声，房门开了。饶正西同志低声告诉我，那位盲人女教师进来了。她穿着朴素，肩上披着又长又宽的大围巾，举止非常自然，好像能看见似的，毫无拘束地走到我们跟前。校长替我们做了介绍。她根据声音判断出我站的位置，靠拢我，握了手。她好像准备了许多话要说，但由于心情紧张，话语有些断续。她说，她刚失明时很害怕，什么事都不敢自己做，但不久以后就习惯了，可以自己行走、料理家务。她已经在盲校教了十几年的俄文，每月收入1600卢布，有了家庭和两个孩子，生活很幸福。
她打算试一下我的触觉，走开去拿了些东西回来，用腿部轻轻碰了碰我的膝盖，就和我并肩坐下来。随即她咯噔咯噔地用俄文盲字扎出了她的名字和我的名字，然后抓起我的右手，将食指放在这一段奇怪的小凸点上。我完全被这些陌生而新奇的小东西吸引住，聚精会神地辨别这些突点给我的感觉。她用左手食指尖按住一个字母，然后再将我的右手食指轻轻地从她的指甲上滑向右方，一次又一次地教我回答这个字母的形状和突点的数目。
噢！这是一个点，这就是“A”；这是两个点，这就是“Б”；这是三个点组成的直角，这就是“X”；这是四个点组成的正方形，这就是“Г”……
测试了一会，我只说错了三次，同时还记住了三个字母。她满意地说我的触觉不错，很有信心地告诉我：“我要个别地教你，半年，你可以学会盲字，会读会写；两年，你就能学会俄文。”她以为我能做她的学生，殊不知我明天就要离开莫斯科了。她还想继续谈她的教学计划，校长告诉她，我不能跟她学习了。她显得有些失望，但马上像想起什么重大事情似的，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：“中国有许多许多的盲人，你应该用你的全部智慧，为他们的幸福而努力工作。”
两个肩并肩坐着的盲人：一个是经验丰富的苏联模范教师，一个是刚刚失明、 尚未确定努力方向的*员。两个人才刚刚相识不久，她就向我倾吐出对中国盲人关心的心声。其实她并不了解中国盲人的情况，然而她知道，在人口众多的中国，盲人的数量是不会少的；在经济上还很落后的中国，盲人的生活也是不会好的。她们自己也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，盲人才得到今天这样的幸福。她从自身的经历中，深知中国盲人事业的艰难，是多么需要有人去为他们努力工作呀！直到今天，我才完全懂得了她这句话的全部含义。
校长领我们到各处去参观。每班都有自己的教室，另外还有专科教室。每个教室里都安装有线广播喇叭，孩子们在休息时，随时都可听到音乐。在专科教室里，有各种各样的模型。我们走进地理教室，墙上嵌着巨幅立体地图。盲人女教师把我带近地图，让我伸开双臂，从欧洲摸到亚洲。她把我的手放在一个大五角星上，这就是莫斯科！移动了一步，她又把我的手按在北京上。随后又让我摸突起来的山脉和凹下去的河流。
我们走进体育馆，这里的运动器械很完备。从回声判断，我是站在一个大厅的中央。体育教师向我介绍孩子们的体育活动，当我听到盲童们也能打球时，非常惊喜。他让我等一下，我听见他跑开，一阵钥匙响动，打开一个门。他跑回来，把一个球放在我的手中。校长告诉我，这就是这位教师为盲童们发明的球。原来，这球壳是用软胶皮做的，里面装了好些碎东西，当球滚动时，就会沙沙作响。他已经把孩子们训练得能根据响声来接球了。
离开这个有趣的地方后，我们又走进音乐教室。校长告诉我，他们有许多小提琴、手风琴、钢琴、铜号、笛子和全套交响乐的乐器。一位十七岁的男同学，正在练习钢琴。陌生人的来临，打断了他那动人的弹奏。我用俄语向他问好，并请他继续谈下去。他演奏了一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，是很熟悉的曲调，我已在广播中听过。他弹得纯熟，富于表情。他学钢琴已经五年了，我真羡慕，因为我不能在这里学会一种乐器了。我谢过他的演奏，饶正锡同志告诉我，这个孩子眼睛很大，很漂亮，看不出是盲人。他腿上放着一本盲字琴谱，他迅速摸了几行之后，又练起来。
最后，我们到了图书馆。有几个孩子在悄悄地“看”书，只能听见书页翻动的声音。校长告诉他们，远方的客人来了。她让一个三年级的女孩念一段书。女孩虽然有些胆怯和紧张，但仍流利地念了一段。我们又走到一个6岁的小男孩跟前，校长说他才学了两个月的盲字，就能读故事了。由于他身材太小，书又很大，他是站着摸的。他的动作是那么迅速而准确，一翻页，双手就立刻摸到第一个字母上。他大声地念给我们听，身子来回地摆动着。他不仅仅是在用手指读书，而是用全身在读。
他们告诉我：莫斯科有一所专门出售盲书的书店，任何著作，只要在普通书店可以买到，都可以到这个盲文书店去订购。印象一次比一次更深刻，这令人惊奇的一切，在我心中张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丰富生活的风帆。
我们回到校长办公室，我要求给我一套俄文和英文的盲字字母表，校长请人去图书馆找。这时，盲人女教师正式教我怎样读、写盲字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位明眼的女教师，操着一口地道的英语，给我一张打在金属片上、永久性的英文盲字字母表。她是学校里的英语教师，曾到过英国。她说：“如果你有英语基础，学起英语盲字来，比学俄文盲字容易多了。”
这是专为初学者做的字母表，点子很大，我完全可以摸得清楚。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盲字，而且认为用盲字符号来表达汉字是不可能的。我仅仅在小时候听说过盲人可以用点字写信，但也不知道中文盲字是如何安排的。一刹那间，我想起了汉语拼音化和拉丁化新文字的问题。因为在医院时，毛岸英同志向我传达了斯大林同志的新著作《*与语言学问题》，我们讨论过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，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重新做了评价。我用半通的英语和他们谈了汉语拉丁化的问题，同时肯定地对他们说：“我将搞出一套适合汉语的盲字体系来。”临别时，盲人女教师再度叮咛我要为中国盲人的幸福而努力。
归国途中，我便开始学习小学一年级的功课，打开俄文盲字字母表和识字课本，“Au,uA”地摸读起来……事隔四年了，但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。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而厌倦时，这永远新鲜的记忆，就使我安定下来。在盲文打字机上写这篇稿子时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把苏联朋友对我国盲人的关心，用改革后的新盲字传达给了广大中国盲胞。
1954年3月29日于北京
本文发表于1954年4月出版的《盲人月刊》第2期，又以《难忘的友情》为题刊登于《中国青年杂志》1954年第24期。
选自黄奶文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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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拉斯诺夫教授检查了我的眼底后，开始做会诊的结论。房间里有许多大夫和护士都默不作声，只有老教授一个人在说话。他那音乐般的语调，比平时更加亲切、温和，而且还十分委婉，好像是对坐在他面前的年轻的中国人抱着无限歉意似的。不等翻译，我已经从周围严肃的气氛中，预感到这就是对我眼睛的最后判决。显然，教授是用分散做结论的方式，来减轻他的科学诊断可能给病人带来的刺激。
在结束了关于病情的两点结论之后，他停顿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没有必要再留在苏联了，我们能够做的都已经尽量做了。你应当考虑你今后的工作，需要换一个适合你现在情况的职业。比如说，在苏联有许多眼睛不好的人，然而他们却是出色的音乐家、作曲家，还有法律学家、历史学家、作家等等。我们希望你能找到继续工作下去的办法。”
他双手紧紧握住我的右手，温暖的手掌传递着那用话语无法表达的情感。是同情？是安慰？不！这是信任，是鼓励！
猛地提到转业，使我感到一阵迷惘。突然，我仿佛觉察到全屋的人都在注视着我的表情。这时，我想到他们苏联有保尔-柯察金，有“真正的人”……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在询问过有关我的病情后，我深深地向他们道谢，然后和老教授握别。老教授把我送到房门口，从告别声中，流露出他对我的放心。
这以后，我坐在窗前静静地沉思。我知道，在*的苏联，盲人是幸福的，他们和明眼人一样有工作、学习和休息的权利。经过几天的考虑，我决心请求留在莫斯科学习，准备忍受一段时间的孤寂，用五年到七年的时间上盲童学校学会俄文，然后再去上大学。我利用一本厚书，写一行掩一行地向国内的同志报告了我的近况和留苏学习的决心。大使馆的同志很同情我的遭遇，答应为我尽量帮忙。此时的我，简直像一个将赴战场的新兵，等待着开拔的号令。
等待期间，我每天都收听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和日语广播，也收听全欧洲所有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。尽管我不知道每个电台的波长，但从音乐的民族风格上，我已能区别出它们的国籍，常常很容易地按时找到自己要听的电台。到11月了，莫斯科下过三次大雪，白天室外温度已是零下20度。我和病友饶正锡同志常踏着积雪作漫长的散步。这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，我只穿一件厚呢大衣和一件毛衣，比在北京穿的还要少。散步回来，要过十几分钟，等全身恢复热气后，才脱下大衣。我发现，人总是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。
组织上替我从各方面作了周密的考虑后，没有同意我上莫斯科盲童学校学习的要求。但消息不知怎么却传到了盲童学校，他们欢迎我去参观。
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，负责招待的波波夫同志——一个强壮、快活，长着一对黑眼睛、会说中国话的小伙子，兴致勃勃地领我和饶正锡同志去盲童学校，因为他也是头一次去参观这种特殊学校。汽车经过普希金广场，从大街转进小巷，来到学校门前。和其他高楼大厦比起来，学校是一所不大的建筑物，式样也有些古老。据说，著名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曾在这里毕业并任教。
进门后，下了几级台阶，一位年老的看门人向我问好，并帮我脱下大衣。我们上楼，拐弯抹角地走进校长办公室。校长是一位明眼的中年妇女，他热情地接待我们，告诉我们学校里共有一百多个学生，每天早晚，孩子们由家长送接；只有二十来个卫国战争时期的孤儿和远处的孩子住在校内，由保姆照看。盲童学校和苏联普通七年制学校一样，讲授同样的课程。许多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都来给盲童们义务讲课，有二百多人为这些幸福的盲童服务。盲童毕业后，还可以上明眼人的高等学校去继续深造。
但可惜那天是星期日，看不到盲童们的活动。而那时我对盲人生活和盲人教育一无所知，提不出什么问题来请教，于是只要求“看看”盲字。波波夫同志告诉我，有位两次荣获红旗奖章的盲人女教师，知道我想来盲童学校学习的消息后，自告奋勇，愿意交我俄文。
这时，门外响起脚步声，房门开了。饶正西同志低声告诉我，那位盲人女教师进来了。她穿着朴素，肩上披着又长又宽的大围巾，举止非常自然，好像能看见似的，毫无拘束地走到我们跟前。校长替我们做了介绍。她根据声音判断出我站的位置，靠拢我，握了手。她好像准备了许多话要说，但由于心情紧张，话语有些断续。她说，她刚失明时很害怕，什么事都不敢自己做，但不久以后就习惯了，可以自己行走、料理家务。她已经在盲校教了十几年的俄文，每月收入1600卢布，有了家庭和两个孩子，生活很幸福。
她打算试一下我的触觉，走开去拿了些东西回来，用腿部轻轻碰了碰我的膝盖，就和我并肩坐下来。随即她咯噔咯噔地用俄文盲字扎出了她的名字和我的名字，然后抓起我的右手，将食指放在这一段奇怪的小凸点上。我完全被这些陌生而新奇的小东西吸引住，聚精会神地辨别这些突点给我的感觉。她用左手食指尖按住一个字母，然后再将我的右手食指轻轻地从她的指甲上滑向右方，一次又一次地教我回答这个字母的形状和突点的数目。
噢！这是一个点，这就是“A”；这是两个点，这就是“Б”；这是三个点组成的直角，这就是“X”；这是四个点组成的正方形，这就是“Г”……
测试了一会，我只说错了三次，同时还记住了三个字母。她满意地说我的触觉不错，很有信心地告诉我：“我要个别地教你，半年，你可以学会盲字，会读会写；两年，你就能学会俄文。”她以为我能做她的学生，殊不知我明天就要离开莫斯科了。她还想继续谈她的教学计划，校长告诉她，我不能跟她学习了。她显得有些失望，但马上像想起什么重大事情似的，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：“中国有许多许多的盲人，你应该用你的全部智慧，为他们的幸福而努力工作。”
两个肩并肩坐着的盲人：一个是经验丰富的苏联模范教师，一个是刚刚失明、 尚未确定努力方向的*员。两个人才刚刚相识不久，她就向我倾吐出对中国盲人关心的心声。其实她并不了解中国盲人的情况，然而她知道，在人口众多的中国，盲人的数量是不会少的；在经济上还很落后的中国，盲人的生活也是不会好的。她们自己也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，盲人才得到今天这样的幸福。她从自身的经历中，深知中国盲人事业的艰难，是多么需要有人去为他们努力工作呀！直到今天，我才完全懂得了她这句话的全部含义。
校长领我们到各处去参观。每班都有自己的教室，另外还有专科教室。每个教室里都安装有线广播喇叭，孩子们在休息时，随时都可听到音乐。在专科教室里，有各种各样的模型。我们走进地理教室，墙上嵌着巨幅立体地图。盲人女教师把我带近地图，让我伸开双臂，从欧洲摸到亚洲。她把我的手放在一个大五角星上，这就是莫斯科！移动了一步，她又把我的手按在北京上。随后又让我摸突起来的山脉和凹下去的河流。
我们走进体育馆，这里的运动器械很完备。从回声判断，我是站在一个大厅的中央。体育教师向我介绍孩子们的体育活动，当我听到盲童们也能打球时，非常惊喜。他让我等一下，我听见他跑开，一阵钥匙响动，打开一个门。他跑回来，把一个球放在我的手中。校长告诉我，这就是这位教师为盲童们发明的球。原来，这球壳是用软胶皮做的，里面装了好些碎东西，当球滚动时，就会沙沙作响。他已经把孩子们训练得能根据响声来接球了。
离开这个有趣的地方后，我们又走进音乐教室。校长告诉我，他们有许多小提琴、手风琴、钢琴、铜号、笛子和全套交响乐的乐器。一位十七岁的男同学，正在练习钢琴。陌生人的来临，打断了他那动人的弹奏。我用俄语向他问好，并请他继续谈下去。他演奏了一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，是很熟悉的曲调，我已在广播中听过。他弹得纯熟，富于表情。他学钢琴已经五年了，我真羡慕，因为我不能在这里学会一种乐器了。我谢过他的演奏，饶正锡同志告诉我，这个孩子眼睛很大，很漂亮，看不出是盲人。他腿上放着一本盲字琴谱，他迅速摸了几行之后，又练起来。
最后，我们到了图书馆。有几个孩子在悄悄地“看”书，只能听见书页翻动的声音。校长告诉他们，远方的客人来了。她让一个三年级的女孩念一段书。女孩虽然有些胆怯和紧张，但仍流利地念了一段。我们又走到一个6岁的小男孩跟前，校长说他才学了两个月的盲字，就能读故事了。由于他身材太小，书又很大，他是站着摸的。他的动作是那么迅速而准确，一翻页，双手就立刻摸到第一个字母上。他大声地念给我们听，身子来回地摆动着。他不仅仅是在用手指读书，而是用全身在读。
他们告诉我：莫斯科有一所专门出售盲书的书店，任何著作，只要在普通书店可以买到，都可以到这个盲文书店去订购。印象一次比一次更深刻，这令人惊奇的一切，在我心中张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丰富生活的风帆。
我们回到校长办公室，我要求给我一套俄文和英文的盲字字母表，校长请人去图书馆找。这时，盲人女教师正式教我怎样读、写盲字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位明眼的女教师，操着一口地道的英语，给我一张打在金属片上、永久性的英文盲字字母表。她是学校里的英语教师，曾到过英国。她说：“如果你有英语基础，学起英语盲字来，比学俄文盲字容易多了。”
这是专为初学者做的字母表，点子很大，我完全可以摸得清楚。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盲字，而且认为用盲字符号来表达汉字是不可能的。我仅仅在小时候听说过盲人可以用点字写信，但也不知道中文盲字是如何安排的。一刹那间，我想起了汉语拼音化和拉丁化新文字的问题。因为在医院时，毛岸英同志向我传达了斯大林同志的新著作《*与语言学问题》，我们讨论过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，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重新做了评价。我用半通的英语和他们谈了汉语拉丁化的问题，同时肯定地对他们说：“我将搞出一套适合汉语的盲字体系来。”临别时，盲人女教师再度叮咛我要为中国盲人的幸福而努力。
归国途中，我便开始学习小学一年级的功课，打开俄文盲字字母表和识字课本，“Au,uA”地摸读起来……事隔四年了，但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。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而厌倦时，这永远新鲜的记忆，就使我安定下来。在盲文打字机上写这篇稿子时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把苏联朋友对我国盲人的关心，用改革后的新盲字传达给了广大中国盲胞。
1954年3月29日于北京
本文发表于1954年4月出版的《盲人月刊》第2期，又以《难忘的友情》为题刊登于《中国青年杂志》1954年第24期。
选自黄奶文集。